【这些文化遗存现今的模样㉜】走近这张抗日名将创办的报纸……******

　　【这些文化遗存现今的模样㉜】

　　光明日报记者 常河 丁一鸣

　　“逐鹿中原飞骏马，鸡鸣拂晓响黄钟。文工歌舞壮军旅，皓月晨光照雪枫。”这首诗里写的，是抗战时期彭雪枫将军的治军三宝：骑兵团、《拂晓报》和拂晓剧团。

《拂晓报》报史馆一角资料照片

　　彭雪枫，是我军文武兼备的名将。他1907年9月生于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早年即投身革命，曾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率军攻占娄山关，横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1944年9月，在河南夏邑县八里庄围歼顽军李光明支队的战斗中，他不幸中流弹牺牲，时年37岁。1945年2月7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为彭雪枫将军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的共同挽词是：“二十年艰难事业，即将彻底完成，忍看功绩辉煌，英名永在，一世忠贞，是共产党人好榜样；千万里山河破碎，正待从头收拾，孰料血花飞溅，为国牺牲，满腔悲愤，为中华民族悼英雄。”

　　彭雪枫，家学渊源，酷爱文墨，写得一手好文章。1938年秋，抗日烽火遍燃中原，中共中央决定由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挺进豫东，创建抗日根据地。同年9月29日，游击支队誓师东征，就在那天，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一个农舍中，《拂晓报》诞生了。彭雪枫为《拂晓报》题写了报头，并亲自撰写了创刊词：“拂晓代表着朝气、希望、革命、勇进、迈进有为、胜利就要到来的意思。军人们要在拂晓出发，要进攻敌人了。志士们在拂晓要奋起，要闻鸡起舞。拂晓催我们斗争，拂晓引来了光明。”

　　《拂晓报》创办之初，由于敌人的疯狂扫荡、封锁，各种物资奇缺，两支铁笔、两块钢板、两筒油墨、一把油刷、一块木板和半筒“高乐牌”蜡纸，便是全部家当。油墨用完了，彭雪枫卖掉自己心爱的战马，为《拂晓报》买来新油墨。他认为：“一支笔胜过两千支毛瑟枪。”对新闻事业，彭雪枫充满了热爱，曾说：“将来革命胜利了，我去当一名新闻记者。”

　　战火烽烟早已消散，如今的《拂晓报》是中共安徽宿州市委机关报。初冬时节，记者来到宿州。

　　走进落成不久的《拂晓报》报史馆，大厅偌大的背景墙上，印着《拂晓报》创刊号的版面图。“《拂晓报》刚创刊时，由于条件简陋，印刷质量不好，常常油迹斑斑。但它的影响却与日俱增。你们看，这是1939年12月5日的第100期纪念专刊，上面还有毛泽东同志的题词‘坚持游击战争’。”《拂晓报》老职工宋建国的讲解，把我们带回到了那段峥嵘岁月。

　　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的中国，一群战士一手扛着枪、一手握着笔，随着部队征战的脚步，辗转黄淮平原。在淮水两岸，在涡河之滨，他们凭着坚定信念、一腔热血，把一期又一期带着油墨香味的《拂晓报》，送到广大军民手中。当时，一位重庆读者曾致信《拂晓报》编辑庄方：“《拂晓报》简直像天外来鸿，读了报道，感动得热泪滚滚。”

　　“战争年代，报社先后有15名烈士血洒疆场，年龄最小的只有17岁。”宋建国告诉我们，1944年9月，彭雪枫牺牲后，是时任《拂晓报》记者张景华和十几名战士把彭雪枫的遗体从夏邑县转移到泗洪县半城镇。至今，宋建国仍难忘当年采访张景华时老人的数度哽咽：“在彭师长的遗物里，我们发现了一份完整的《拂晓报》合订本，封面上是师长手写的‘心血的结晶’……”

　　走近《拂晓报》，记者了解到：80多年风雨历程，当年的那张油印小报，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和着时代节拍，一路开拓创新，一路勇毅前行，现在已变成集报、网、端、微、屏于一体的新媒体矩阵。

　　在拂晓报社编辑部，时政要闻部记者马竞正在整理新闻素材。“最近，全市群众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情高涨，我们要把这些生动的场景以全媒体的形式推送给读者。”文字记录、出镜采访、视频制作，马竞全程参与，轻车熟路。

　　作为一名全媒体记者，马竞觉得，与80多年前《拂晓报》筚路蓝缕创业时相比，现在报纸的传播手段日新月异，但它的红色基因始终未变。

　　“一代又一代《拂晓报》人，凭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信念，辛勤耕耘、默默奉献，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这些是我们这代《拂晓报》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激励着我们接续前辈的事业，奋勇前进。”拂晓报社党组书记、社长武华峰说。

　　灵璧县尹集镇尹楼村是拂晓报社的联系点，我们赶到村委会时，天空飘起了小雪。村里的第一书记马峰刚走访了村里几个大病户和危房户，还没来得及掸去身上的薄雪，就和村干部“掰扯”起当地特色美味“豆丹”养殖的事来。

　　马峰也是《拂晓报》的记者。到村一年多时间，在报社支持下，他帮助村里修建了通到每家每户的水泥路和高标准农田，还建起了杂粮加工工厂和光伏项目。

　　“我父亲在《拂晓报》工作了一辈子。小时候，我经常去报社看叔叔阿姨们写稿、看印刷车间的师傅们铅字排版。大学毕业后考进报社，就是要像父亲他们那样传承这份红色的新闻事业，用‘拂晓精神’为时代放歌，用‘拂晓精神’去激发人民改天换地的热情。”马峰的眼里跳动着一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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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01版）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