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气淋漓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泰和特展盛大开幕******

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黎隆武同志宣布“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泰和特展开幕（王祺 摄）

　　大江网/大江新闻客户端讯 全媒体记者王琴红报道：丹青穿越时空，一展阅尽千年。1月9日，作为江西省新年伊始的重大文化盛宴之一，“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泰和特展”(以下简称“大系”泰和特展)震撼开幕。启动仪式上，浙江大学向泰和赠送了《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图书丛书。数百件先秦汉唐、宋、元、明、清历代绘画精品的出版打样稿在“泰和文苑”集体亮相，为观众奉上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

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叶桂方向县委书记孙英剑赠送《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图书丛书（王祺 摄）

　　展况

　　七大板块，汇聚绘画珍品300余件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是一项规模浩大、纵贯历史、横跨中外的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共编纂出版60卷226册，收录海内外263家文博机构的中国绘画藏品12405件(套)，涵盖了绝大部分传世国宝级绘画珍品，是迄今为止同类出版物中藏品收录最全、图像记录最真、印制质量最精、出版规模最大的中国绘画图像文献集成。为了让社会各界人士深入了解该项目，自2021年4月至今，先后在重庆、浙江等地举办了多次各具特色的阶段性成果展，并在2022年9月底登上国博舞台。

　　此次泰和特展展览面积1300多平方米，分“前言”“汉唐气象”“宋韵无尽”“元气淋漓”“明丽煊耀”“清流回荡”“结语”七大板块，展出绘画珍品300余件，利用图像、文字、视频、装置艺术、新媒体科技等多元化展示手法，全面呈现“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所反映的中国古代绘画的宏富成就，其中甄选了各朝代江西本土优秀画作高清打样稿重磅展陈，如宋代董源、明末清初八大山人、清代江西画派等“国宝级”作品，彰显中国古代绘画中江西本土绘画的灿烂历史。

观众近距离沉浸式感受千年丹青的魅力（王褀 摄）

　　展源

　　深厚的历史渊源，让“大系”在泰和“落地”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为何能“落地”泰和？据介绍，泰和县与浙江大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感情。1938年，为保存文脉，浙大师生举校西迁到泰和办学，并呈现了大家云集、实力日增的良好局面。其间，泰和为浙大提供了一方安定祥和的办学之地，使浙大师生得以“安心读书”；浙大给泰和撒播了科学知识和求是精神，对泰和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浙大的求是思想、校歌、校训也在泰和孕育成熟。虽只有短短八个月时间，却在浙大史册上、也在泰和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浙大与泰和因此结下深厚情缘。

　　近年来，泰和与浙大校地互访不断、交流频繁、对接密切。2020年，泰和县与浙江大学签订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开创了校地合作崭新局面。2021年，泰和县与浙江大学签订了《共建乌鸡产业研究中心协议》，全面借力浙大科研力量，助推乌鸡产业发展。

不少观众全家组团来打卡（王祺 摄）

　　观展

　　一场穿越千年的艺术之约，让观众“大开眼界”

　　走进“大系”泰和特展，就仿佛走入了一条千年的中华文明隧道。

　　特展首日，虽然外面下着雨，但依然有很多市民前来观展。有的凑近画作细细观察、有的围在画作下听其中的故事，更有甚者凝视画作许久，犹如置身画中。“大开眼界”“家门口一定要看的展览”“一场穿越时空的震撼之旅”，现场观众的褒奖不绝于耳。

　　记者注意到，每个亲临展览现场的人，第一反应都是震撼。“全是中外文博机构藏品，这个太难得了，肯定要来开开眼界。”肖女士说，前几天在网上刷到了开展的消息，于是今天就早早地来等候。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样的展览，让我很惊讶，也很自豪。希望此展能够长时间，或者长久留在泰和，让更多的人能够赴一场跨越时空的艺术之约。”一位当地观众有感而发。

　　展望

　　高标准建设文化艺术中心

　　丹青不老，回响千年。这次“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国家级文化瑰宝展陈泰和，成了泰和最富魅力、最吸引人、最具辨识度的“精神高地”。

　　据悉，泰和县将以特展为开端，高标准建设县文化艺术中心，总投资2.38亿元，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作为文化新地标，泰和将积极引入省内外高校、党校、干部学院等设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基地，全力打造新型艺术空间，加快建设泰和文化高地，为泰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文化支撑和文化动力。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